《瘟疫与人》: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事件|夜读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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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身旁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百万之众的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历史书中归因于欧洲先进的武器和火药,但很多人不知西班牙人携带的天花病毒肆虐了整个墨西哥城,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

人们在论述公元前4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往往将雅典对斯巴达战争的失败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但实际上,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雅典城中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了四分之一的官兵。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

历史由很多因素组成,其中偶然事件往往发挥了巨大影响,从而增加了历史的不确定性。这些描述各种瘟疫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影响的论述,都出自于全球史研究奠基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瘟疫与人》。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本书是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这本书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让我们再回到13世纪,探讨自从蒙古人策马亚欧大陆之后,鼠疫杆菌在那里传播的可能后果。我们必须假定,在蒙古统一之前,鼠疫在穴居着啮齿动物群落的一个或多个地区已经是地方病了,这些地区的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感染机会,发展出整套禁忌性行为方式。

正如上一章所述,这类疫源地,一个可能位于中印之间的交界地带以及喜马拉雅山麓的缅甸,另一个可能在中非的大湖地区。不过,中国东北地区和乌克兰之间的亚欧大草原,肯定还不是一个疫源地。

倘若我们把查士丁尼时代鼠疫首次以毁灭性姿态现身欧洲之后的历史,同1346年被欧洲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暴发之后的历史相比较,上述这点就相当明显了。第一个事例中,鼠疫最后完全从基督教欧洲消失了,基督教文献最后一次提到该病是767年。同样,至少在14世纪40年代之前的150年内,阿拉伯作家也没有提到鼠疫。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于老鼠、跳蚤和人之间的鼠疫传染链,在地中海地区一连串从城市到城市的传播中断掉了,因为鼠疫杆菌始终没能得到稳定的生态位,以便在那里长期居留。

相比之下,从1346年直到现在,欧洲和中东的鼠疫始终阴魂不散,甚至到17世纪,当西北欧不再遭受鼠疫侵袭的时候,东欧的疫情仍在继续。

欧洲在1346年之后一再遭受鼠疫的历史,与之前五个半世纪里明显缺少该病记载的鲜明对比表明,此间必定发生了某种剧烈的变化,增加了欧洲与鼠疫的接触机会。根据已知的鼠疫杆菌搭乘19世纪的汽船扩展领地的情况,14世纪的鼠疫杆菌或许也不例外,它一落户欧洲大草原的啮齿动物群落,类似20世纪20年代医务工作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乌克兰发现的地方病传染过程就被启动了。

帮助鼠疫杆菌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扩散到亚欧北部宽广的草原地带的条件不难找到。正如1855年那场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使鼠疫杆菌跨过萨尔温江,由此开始它的19世纪的环球旅行的情况一样,13世纪可能亦是如此。

当蒙古骑兵深入云南和缅甸(始于1252-1253年)进入啮齿动物至今都在为鼠疫杆菌充当宿主的地区时,类似的疫病或许已经在此前存在了许多世纪。蒙古入侵者完全有可能无视当地预防鼠疫传染的习俗,一如20世纪那些诱捕土拨鼠的中国人那样自我传染,并不经意地让该病突破了以前的地理界限。

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犹如后来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那样,意味着鼠疫有机会在13世纪就扩展自己的活动疆域,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也可以偶尔搭乘装满谷物和其他掠夺物的鞍袋,就像后来跨越大洋那样。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还意味着河流与类似的地理障碍对于疫病转播来说,不再是难以跨越的了。

按照这类经历的发展逻辑可以推断,在1252年蒙古人第一次入侵云南—缅甸地区不久,便无意间把鼠疫杆菌带回自家草原,在那里的啮齿动物群落中落户,由此开启了像医学研究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那样的长期传染模式。

因此,一种假设是,在1253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它就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其间,有时也因人类活动而加速。在1346年前不久,啮齿动物的地方病传染圈开始达到其自然极限。

不过,重构以上事件总体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文献记录中,并未显示1331(元至顺二年·编者注)之前有何异常,而在那一年,河北的一场瘟疫据说杀死了9/10的人口。直到1353-1354年,才有资料表明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灾难,流行病肆虐于中国8个相距很远的地区,编年史家说,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即便考虑到蒙古人的长期征伐(1213-1279年),使得地方混乱和行政崩溃而中断历史记录,我们也很难相信会有任何真正大规模的病亡能够逃脱史籍编纂者的注意,而他们对于灾难的记录,则是为今人提供有关中国瘟疫史的唯一依据。

面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文献,若有具备传染病学素养的研究者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审读,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问题解决的曙光。在这一研究完成之前,我们只能假定,在1346年致命袭击了欧洲的鼠疫,在中国的出现不会早于1331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会轻易相信,鼠疫杆菌早在13世纪50 年代就在大草原的洞穴里安顿下来。否则的话,中国与鼠疫的接触在1331年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宏大城市和忽必烈(1257-1294年在位)宫廷的炫目壮丽,也几乎不会出现。

战争与瘟疫的结合无情地蹂躏了中国人口,最合理的人口估计是从1200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亿减少到1393年(最终驱逐蒙古人之后的一代)的6500万。在中国的人口减半事件中,疾病肯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腺鼠疫就像在欧洲那样,初次暴发之后便颇为频繁地反复流行,无疑最有可能扮演了这一角色。

因此,在133l-1346年发生的情景可能是,伴随着鼠疫在亚洲和东欧的商队旅馆间传播并转移到邻近的城市,一场杆菌进入草原啮齿动物地下“ 城市”的平行运动也在进行着。在地上“人—老鼠—跳蚤”的社会中,鼠疫杆菌虽说是令人厌恶的不速之客,不过因它在宿主中引发大量死亡和免疫反应,故无法长期居留。然而,在大草原的啮齿动物洞穴中,杆菌却找到了永久的家,其情形一如它后来在当代的北美、南非以及南美的穴居啮齿动物群落中的生活那样。

不过,亚欧大草原上的疫病造成的破坏(不管疫病具体是什么)都不是欧洲灾难的唯一因素。黑死病的发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黑鼠必须蔓延到欧洲大陆,因为只有它身上的跳蚤才易于把鼠疫传到人类身上;其二,航运网络必须把地中海与北欧连接起来,以便把感染的老鼠和跳蚤带到大陆的所有港口。

黑鼠传到北欧,本身就可能是地中海与北部港口航运繁荣的结果,这一过程通常可追溯至1291年。当年有一位热那亚舰队司令,打败了一直阻碍自由航行的摩洛哥军队,为基督徒第一次打通了直布罗陀海峡。13世纪船只设计上的改进,使全年航行第一次普遍化,欧洲航海者即便在冬季也能安全地跨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此外,轮船为搭乘者提供了活动范围更广泛的安全载体,老鼠也就有条件大大突破查士丁尼时代形成的地中海界限。

到14世纪,西北欧许多地区的人口已达到饱和状态。在托斯卡纳(Tuscany),农民人口的增长与农业土地、农业资源之间的冲突似乎出现得更早,这样在黑死病之前的整个世纪,人口衰减就已经开始。尤为重要的是,到14世纪气候趋于恶化,以致粮食减产更为普遍,特别是在北方,那里的冬天变得更为漫长而寒冷。

该病于1346年暴发于一位蒙古王公的军队中,当时他们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加法。瘟疫迫使他们撤退,但疫病则留在了加法,并从那里起程,沿海路一直传播到地中海,后来又进入北欧和西欧。

欧洲最初遭受的疫病打击出现在1346-1350年,但各地的情况差别极大。有些小社区被彻底毁灭,也有像米兰等一些地区似乎完全未受影响。

鼠疫致命的后果还被下述事实放大:它不仅通过跳蚤的叮咬传播,而且还通过人-人传播,即感染者由咳嗽或打喷嚏将携带病菌的飞沫散播到空中再被别人吸入的方式传播。以这种飞沫传染方式传播的肺鼠疫在1921年的中国东北地区,致命率高达百分之百。由于这是现代医务工作者唯一观察到的一次鼠疫暴发,令人不由地猜想:在14世纪的欧洲,肺鼠疫是否也造成相似的死亡率?

不管肺鼠疫是否感染了14世纪的欧洲,那里的鼠疫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在当代,因跳蚤叮咬而传播的鼠疫死亡率为30%~90%。虽说1943年链霉素被发现,把感染降低到了无关紧要的程度,可这之前的医务界很清楚,即便采取现代的医护措施,感染者的平均死亡率仍为60%~70%。尽管鼠疫杆菌的毒性如此之强,

尽管一艘迷航的船只和船上的老鼠,也可能把鼠疫带到遥远的格陵兰岛和同样遥远的欧洲边缘地带;不过,中世纪欧洲的社会交往,尚未密切到能使每个人都感染上疫病的程度。总之,对整个欧洲在1346-1350年的鼠疫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计是约为总人口的1/3。这个估计,是基于不列颠群岛的死亡率而做出的,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的疫病经历对传统生活方式及未来期待的冲击相当严重;而且,鼠疫在其首次大暴发之后并未从欧洲消失,一直断断续续地以不同发病方式复发,有时严重异常,有时相对轻微。逃脱第一次打击的地方,往往在随后的鼠疫流行中经受严厉打击;当鼠疫返回发作过的地方,那些侥幸康复的人自然获得了免疫力,于是死亡大都集中于上次发作之后出生的人们。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即便鼠疫夺去了1/4人口的生命,但起初并没有对社会经济运作造成太大影响。1346年之前,人口增长已经对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意味着,社会上的空缺岗位大都不难找到替补者,只有需要相对较高技能的岗位(比如农场经理或拉丁文教师)才可能空缺。

但到14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复发的鼠疫改变了这种状况。欧洲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阴霾,也开始在农业乃至其他基础产业领域的上空弥漫,社会经济的金字塔随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调整着结构,迷茫和压抑的氛围变得像鼠疫流行那样不可逃避。简言之,欧洲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面对空前多样的变化,适应性调整在不同地区展现了不同的方式,但无不有别于1346年之前。

在对鼠疫研究最为深入的英国,人口不规则下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440-1480年达到低谷。至于欧洲大陆,虽无相对确定的论断,但直到18世纪,鼠疫损失仍是其人口统计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此看来,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用于消化鼠疫冲击的时间,是100-133年,即5、6代人。这非常接近于后来美洲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人民对变化了的疫病环境进行更剧烈调适所用的时间。正如1950-1953年澳大利亚野兔遭遇多发性黏液瘤的疫病经历所示,自然界的调整节奏确实存在,以控制和补偿遭遇疫病损伤所造成的人口衰减。

与这个生物进程平行的还有一个文化进程,人们(或许还有老鼠)在这个进程中学会如何降低被传染的危险。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那些身体仍然健康的人,通过把鼠疫患者视作暂时性的麻风病人(最终40天的隔离期成了标准),找到了公开表达自己厌恶和恐惧情绪的社会共识。直到19世纪末,因对跳蚤和老鼠在传播疾病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人们的隔离措施并非总能奏效。

尽管效果不彰,总归聊胜于无。在心理上,有所作为总比冷漠绝望让人易于接受,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Ragusa,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这两个亚得里亚海贸易港的做法,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检疫规定要求,所有来自疫区的船只必须停靠在隔离区,且40天内不得同陆地往来。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总能被执行;尽管人类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不过,预防措施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鼠疫的传播,因为只要隔离成功,40天足以让传染链在任何船只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