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好人政府”消亡史,理想主义难以战胜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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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蔡元培、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为何迅速消亡,民国时期“好人政府”消亡史,理想主义难以战胜现实政治

在早期的民国史中,一个略显奇葩、颇具趣味的名词曾一度引领了政治、文化乃至学术风潮,那便是——“好人政府”;好人政府存在时间极为短暂,这个名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先进知识分子如胡适、蔡元培等人的一剂政治的兴奋剂;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好人政府以极快的速度土崩瓦解,而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一段“罗曼蒂克”式消亡史呢?

说到好人政府,则不得不提英国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素有“分析哲学开拓者”之称的伯兰特·罗素;罗素曾于一九二零年应梁启超的邀请,来到中国讲学,那时候,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担任了罗素在华的总接待。

罗素一直以来钟情于数学、哲学的研究,尽管稍有涉足政治领域,然而总体是关注全球视野的和平事业;罗素一到中国,便决定多谈自己的研究成果,绝少谈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

而当时出现在罗素身边的诸多学者,问得最多的却是“中国的道路该往哪里走?”、“中国政治的未来是怎样?”这样的问题使得这位原本就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并没多做了解的哲学家不堪其扰。

于是,罗素在见面会上决定说一些适合于全世界的理论:中华民国的现实状况是具有明显不足的,需要一批具有先进知识的人才——也就是所谓的“好人”,为政治添砖加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素本来就是随口一谈,没想到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的肾上腺素。

一九二一年,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牵头,北大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北大教育系教授蒋梦麟、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一批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来到了胡适家客厅,一起讨论建立起来一个议事议政的论坛,并取名为努力社。

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学成回到中国,当时的他正当壮年,面对中国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地鸡毛,胡适立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豪言壮语。那么,是出于什么原因,使得胡适在仅仅五年不到的时间内便打破了自己的誓言呢?

一九二一年,中华民国到了第十个年头,这十年间,经历了袁世凯出任总统、袁世凯尊孔称皇帝、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辫帅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华夏大地已经是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混战,百姓民生凋敝。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本倚杖武力,希望完成武力统一,却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打败,而曾经那个武昌首义的中庸领导人黎元洪又被推上了总统的傀儡交椅。历经十年的发展,中华民国不仅寸步未进,反倒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又绕回了原点。

对于这样的政治现实,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坐不住了,努力社的建立,便是这群人打响个人政治主张的第一炮;努力社成立的初衷,只是几位同事好友间的沙龙。大多数时候是聚集在麻将桌、餐厅、茶话会,大部分言论指向,仅仅是对政府当局的愤愤不满和满腹牢骚,他们一同出版的刊物《努力周报》,便记录着胡适的话:“推翻这鸟政府。”

可见,当时的诸位学者对于政治的看法也就仅仅停留在看法层面,对实际政治的影响还是很浅薄的。真正使得努力社的主张一鸣惊人的,还要数一九二二年在《努力周报》上刊发的,带有十六位当时著名的校长、教授、主任之流如李大钊、丁文江、陶行知、胡适、蔡元培共同联名签署发布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

据胡适本人回忆,这次的政治宣言完全是没有前期组织,只是邀请了十六个“好人”齐聚蔡元培家中,一群人聊着、聊着便决定要发布一篇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经过仅仅两天的准备后,主张便出台了。这十六个“好人”的行动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群体提出政治主张和表明政治态度的开天辟地的“壮举”。

蔡元培、胡适等人在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要求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往的“公开的政府”;第三则是要求建立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总结起来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由好人主导的“好人政府”,来实现改革中华民国的近代政治。

一群好人提出了自己的“好人政府主义”,如何在现实中得到贯彻和实施呢?对此,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丁文江认为:“好人要出来奋斗”甚至主张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党”;其后不久,好人政府的主张居然真的在现实政治中得到了实现。

一九二二年九月,军阀混战的局势下,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了实现个人权利扩大化,急需在明面上寻找到一批具有社会声望的人成为自己的“装点门面”的傀儡政府。吴佩孚于是找到了王宠惠来做国务院总理、罗文干担任财政部总长、汤尔和担任教育部总长;这三个人,正是之前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个“好人”中的三位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得知此事,自然是喜不自胜,他们仿佛感觉到实现自己主张的机会已经来到了,于是他们全力支持和辅佐王宠惠三人治国理政,提出了如何将“好人政府”进行到底的政治策略,并且积极运行“好人政治”。

然而,理想自然是丰满的,现实却往往给人以痛击;令得胡适一批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些人不过是军阀政治中一颗被反复利用的棋子而已,充其量只是漂亮的表面工作,而无法以实际行动影响政府内部的实际运营方式。于是,一样的军阀统治、一样的武力割据、一样的寡头暴政。

好人们在其中能起什么作用?仅仅只是这些腐败恶臭的政治内核外一层镀金的金箔,光鲜亮丽却无法激起一丝波澜。果不其然,在“好人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直系军阀内部便发生了以军费为核心的权力争夺,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起了政治冲突,曹锟甚至逮捕罗文干,并且率领直系军阀中的骨干带头孤立老大哥吴佩孚。

吴佩孚深感压力,作为混迹政坛多年的老手,吴佩孚深谙丢车保帅的计策,遂决定与曹锟等人妥协,交出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逼迫他们下台;于是乎,这群自称为“好人政府”的正派人士在民国政坛中仅仅掌权了短短的两个月,便灰溜溜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好人政府主义”亦随之变得声名狼藉,成为了民国政局中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

笔者认为,胡适、蔡元培等人有自己的主张,也有自己的行动;考究他们为何最后失败得如此彻底,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太过理想主义的政治,难以在混乱的时局中立足。“好人政府”初衷是好的,然而一群知识分子只尚空谈,以为通过自己的高谈阔论便可以树立起一个宪政、公开的政府机构,是完全背离现实的。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好人政府”发展到最后,不得不与军阀统治者沆瀣一气,最终竟成为了军阀利益斗争下的牺牲品。“好人”自然是少数的,代表少数人的政治实践必然难以服众,甚至无法在民国初年的这盘政治大棋中找到立锥之地。

此外,如若不打倒军阀,破除军阀统治的魔障,中华民国也难以走上正轨,反而只能一步步地走向深渊,这也正是后来北伐战争,打倒列强除军阀斗争爆发的原因。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