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为什么喜欢饮酒?以社会风貌与狂放饮酒的时尚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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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似乎都占据着饮品的主流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中,酒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意蕴,从而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在魏晋时期,酒的功能和价值显得尤为突出,整个社会纵酒狂饮成风,对于士人阶层而言,酒更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并表现出以下特色。

1、痴《世说新语任诞》第 24 则记载:孔群好酒,“尝书与亲旧曰:‘今年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蘖事。’”当时农夫种田的一般情况是:“夫田种者,一亩十斛,孔群(晋鸿胪卿,主管外交的官,九卿之一)田得七百斛秫米,也就是说得七十亩田的秫米,按魏晋度量衡制 6 斛合今为 1.2138市石,242.86 市斤计算,700 斛合今约为 141.61 市石,28333.67 市斤,约14吨多。这么多秫米,不知可酿多少酒,他还嫌不够。王导问他:“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小瓮)布,日月糜烂?”孔群却说:“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可见,孔群对酒可谓痴迷甚深。

众人皆知刘伶纵酒放达,其妻劝他断酒以养生,他假装答应,请妇具酒肉,以便他在神前起誓。刘伶跪而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将酒肉吃尽,隗然而醉。可谓痴性难改。王坦之之子王忱更是“酒鬼”,他在荆州一饮连日不醒,竟是死在酒上的。

2、狂竹林七贤中,阮籍为首,其狂放不羁也是鹤立独出。《世说新语·简傲》第一篇就讲到,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举行宴会,坐在席子上态度严肃庄重,有王者风范,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唯有阮籍,箕踞而坐,啸傲歌咏,纵酒狂饮,神情自若。

阮籍在司马昭面前居然如此目中无人,狂气可掬。更有甚者,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遭到别人讥笑,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裈:裤子)。现代社会流行裸奔,想不到彼时已有人敢于裸饮,此种狂态没有一点敢于承受天下白眼的勇气恐怕是做不来的。

3、怪阮籍的家人饮酒也是独出心裁,“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同宗家人聚集饮酒,都不再用常杯而用大瓮装酒,相向共饮,甚至连群猪也跑上来凑热闹,而人却照饮不误,形成一幅人猪共饮图。这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刘伶,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一路喝酒不停,谓“死便埋我”。此种行为实在超常。其后必定有深层的原因。

魏晋战乱频繁,整个社会黑暗而混乱,死于非命的士人数不胜数,尤其是嵇康之死,如阴影一般笼罩在士人心头。人人心头里蒙着一层恐怖与肃杀。而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又无力改变,内心清醒又极其痛苦。酒中的乙醛对中枢神经有麻醉的作用,能够缓和人的忧虑和紧张心理,增强安定感,提高生活的兴趣。饮酒后表现出来的兴奋其实是大脑的抑制功能被减弱的缘故,因此饮者会失去不同程度的自制,同时辨别力、记忆力、集中力及理解力会减弱甚至消失,视力也会出现障碍。

狂士们认为这种感觉能引领他们进入一种虚幻境界,体味到难以言至的美感,得到一种物我统一,还原自我的真趣,没有任何羁绊。

正如,《世说新语》中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坦之叹言:“三日不饮酒,觉行神不复相亲。”王蕴曰:“酒正使人人自远。”

酒是一种可以缓解痛苦的麻醉剂,引得士人对酒如此痴迷,但为何他们又产生这些狂怪的行为呢?如果说这是一种人类天生所具有的,对新鲜事物渴求、对陈旧事物厌恶的基本倾向的话,那这种行为表现得也太超常、太怪异、太强烈了。西方心理学将时尚看成是人们对现行社会形式的束缚和制约的厌恶与反叛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认为它是一种增添自身吸引力的企图,特别是当自我完整性受到损害时更是如此。

人们所以追求时尚,是因为时尚在心理上为人们实现“那些在生活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提供补偿的机会,这与想得到社会承认的利己主义愿望有着极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卑感,实现了自我扩张的愿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现行社会的束缚和制约的厌恶、反叛情感越强烈,自我完整性受到的损害越严重,人们追求时尚,敢于创新,喜欢标新立异,期望鹤立独出,以及渴望社会关注的情感就会越强烈。魏晋士人恰恰处于这种强烈状态下。

1、弥补心理两汉唯儒术独尊。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为士人终身奉行的人生准则。忠于君忠于朝廷,被视为此时士人之理想人格。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做一个“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在刘向的《说苑·臣术》中有详细的论述。归根到底,其基本精神便是一切为了君王。

但东汉末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大一统的政权变成了一个由宦官和外戚专权的腐败政权。君王成为一种名存实亡的摆设。士人屡次上疏反宦官反外戚,却屡次地失败,他们履行“六臣”的职能受到阻碍,而且他们努力的结果却是杀戮和监狱,尤其是两次党人事件,可以说使士人对现存社会产生了绝望、厌恶甚至反叛的情感。魏晋时期,社会愈加混乱,国家分崩离析,政权不断更替,要履行“六臣”根本不可能,他们的自我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找不到服务的对象,成为了社会的“多余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饮酒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从中得到情感的宣泄,但一味的饮酒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与个人行为的自由。出于补偿,他们在饮酒上表现出过度的、夸张的行为,引起他人注意,从而弥补他们在政权中被剥夺的重要性、实在性和这个阶层的社会权力。

打个比方,我们知道妓女的生活方式属于被消灭之列,可她们反而常常成为了时尚的先驱。“街头妓女”的服饰露脐装、低腰裤、内衣外穿、鱼网袜、露无可露的吊带背心、短到不能再短的迷你裙、超过膝盖的靴……统统成为了女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时尚。好莱坞大道红灯区妓女的廉价打扮成为摩登女性化的性感装束。再如以“妓女”为题材的电影似乎从来都不寂寞。不仅在好莱坞备受青睐,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日本釜山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重要奖项,也对妓女题材的电影情有独钟。有关妓女的时尚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其原因就在于她们有浓厚的个性化色彩,与众不同,且有着某种与社会、命运相反抗的精神。她们所遭受的苦难及“低贱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对每一件合法的事情、每一种长久的制度有着公开的或潜在的仇恨。她们对外表无休止的求新求变其实天真率直地表达了这一种仇恨。在这种对新奇的、前所未有的时尚的追求中,在对异类的不宽容中,存在着一种破坏冲动的美学形式,这种美学形式对那些过着低贱生活的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因素,只要他们的内心还没有被完全奴役的话。”

这是德国思想家西美尔在他的《时尚的哲学》一书中提到的一段话。魏晋之际的士人与妓女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虽然其社会地位较妓女要高,但在那样一个朝不保夕、危如累卵,且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的政权社会,其内心与妓女相比要痛苦得多,他们用一种怪诞的甚至丑陋的饮酒方式反抗这个政权社会,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重获不断失去的心理平衡。而这种行为恰恰形成了一种别样的美学形式。

2、反叛心理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一套人伦关系,行为准则,是非标准,在魏晋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在他们的领域不但变得毫无作用,反而显得越来越僵化、繁琐、缺乏创造力。尤其在守孝这一方面,各种繁文缛节严重制约了人性的发展。《孝经·丧亲章》上说:“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食旨不甘”,通常的理解是蔬食水饮,不饮酒,不吃肉,从行为上表达一种哀戚之情,用礼制情。《世说新语·德行》就记载到王戎遭遇母丧时的形容,谓其“鸡骨支床”、“哀毁骨立”,瘦削得像鸡骨头一样支撑于床席之间,哀痛毁行瘦得像根立着的骨头,甚有“气竭而息”之貌。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二中也记载了此类故事,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吴郡陆襄,父闲被刑,襄终身布衣蔬饭,虽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江宁姚子笃,母以烧死,终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为奴所杀,终身不复尝酒。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也。

全文意思是说:吴郡的陆襄因其父被斩首而终身穿布衣吃蔬食,即便是姜菜,如果被刀切过,他都不忍心食用;平时在家也只是用手指掐摘的蔬菜供厨房之用。江宁的姚子笃,因为母亲死于火灾,便终生不吃烤熟的肉食。豫章的熊康,因父醉酒被杀,便终生不再尝酒。这已经达到了一种不近情理的地步。颜之推对此评价认为礼节是因人的情感需要而设立的,报答恩情也要根据事理来决断。假如双亲中有因吃饭而噎死的,子女总不见得因此而绝食吧!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个社会便只能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但如果伦理道德观念对于情感的约束到了极端的地步,压制了人类感情的正常表达,便只能导致悖于常理的行为。这其实就是人性对社会的反叛,而这种反叛的心理正是各种时尚发展的源泉。阮籍即是此时反叛行为的领潮人。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阮籍重丧饮啖的行为: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 :“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遭母丧,是重丧,按规矩,他得戴孝三年,期间严禁饮宴。而他却在母亲下葬之时饮酒吃肉;朋友来吊唁,他却饮得酩酊大醉,衣衫不整,散发箕踞而坐,毫无哭声。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坐而饮酒食肉,大悖常理,大伤风化,这使得司隶何曾愤而欲将其流放海外,以正风教。

3、模仿心理少数人的标新立异,必然引起大多数人的好奇和模仿。因为模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动机,特别是对新奇食物的模仿,往往是不自觉的心理冲动,可以视作是一种心理遗传。而且“时尚对于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达致个性化的人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因为时尚使他们能够加入有特色的群体并且仅仅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关注。”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

也就是说在魏晋时期,只要有文学的基本功,再加入饮酒的时尚,便可以进入名士的行列。如此一来,大家竞相模仿开来。张翰就在自觉不自觉中就成了阮籍的追风者,行为放荡不羁,饮酒成性,被时人称为“江东步兵”,“步兵”是阮籍的官名。阮籍成为了当时的时尚名人,贵游子弟纷纷跟随效仿。

《世说新语·德行》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多数人的模仿成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由上而下,由长及幼地铺张开来,推动着时尚向前发展。然而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多数人的求同必然会淹没少数人的个性。引领时尚潮流的人只能另辟天地,做出更大程度的创新、求异。这也正是魏晋士人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怪异行为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士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时尚的概念,但它作为一种现象确实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