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的军事能力争议看军事家的分类,治军用兵谋略理论共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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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葛亮的各项能力上,其他方面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谋略乃至发明上,几乎都是毫无争议的一流,唯有军事能力大受争议。

推崇者认为其是顶尖的军事家,什么武庙十哲、古今六十四将、七十二将,诸葛亮都是不折不扣的“钉子户”,动摇不了。

“黑子”则认为,诸葛亮根本就算不上军事家,恨不得将之踢出军事家或者名将的行列而后快。

其实,这些都反映了历代以来对于军事家分类“界定”的不明确,标准不一样,自然衍生的认知就不一样。

历史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汉书艺文志》曾经对军事家做过分类,共分四家: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

其中兵技巧家是最容易理解的,大概是专研武器装备、器械机关等“军事科技”和攻守战术,历史上堪称代表的有公输班、墨子乃至白起的战场工事、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

然而除此之外,兵形势、兵阴阳,因为相关史料的缺失,我们后人实在难以明确理解和分辨,尤其是兵权谋还是三者综合,这就更是一团浆糊了。比如白起,如果他既是兵技巧,又是兵形势,也是兵权谋,那这个分类还有什么意义?又比如诸葛亮,他是兵阴阳,也是兵技巧,甚至也可以说是兵权谋,相当于没分类嘛。

因此,笔者郑重提出,军事家的分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治军”和“用兵”两大类,依照其最大特长,可以分为“治军”型军事家和“用兵型”军事家。

“治军”的涵义不言而喻,便是军队建设,往大了说可以包括整个国家的国防体系建设,这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内容。

但其主要内容无疑是军事制度、军队训练等主要方面,这一块的典型代表有吴起、商鞅、诸葛亮、岳飞、戚继光等。

比如吴起,虽然之前已有孙子,但他应该是“治军”型军事家的真正开创者,《吴子兵法》认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以治为胜、不在众寡”,魏武卒便是吴起最大的成果,“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不太靠谱的战例是,阴晋之战,五万魏武卒干掉了五十万秦军,真不愧以一当十。

商鞅变法更是众所周知,虽然商鞅很少被定位成军事家,然而不能不承认,在“法家奖励耕战”体系下诞生出来的军队才是真正的“虎狼之师”,是秦国能够一统六合的根基。

诸葛亮北伐的十万大军不仅是蜀国的根本,也是他模仿管仲、商鞅等人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因此他绝不会采取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去冒险,他可能认为这支部队已经天下无敌,正常推进和作战就可以取胜了。

至于岳飞的岳家军,“撼山易憾岳家军难”,这句话就已经凸显其基本素质和战斗力,戚继光的“戚家军”也是如此,只是戚继光初期的地位大大低于上述诸人,大概还轮不到和国家层面完全结合,只能主要围绕军纪乃至训练等层面,防止出现士兵一见倭寇就溃奔的局面。

“用兵”的涵义就更简单了,就是行军打仗,使用本方军队和敌军作战。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无疑便是“韩白李岳”,韩信、白起、李靖、岳飞,也是中国公认的名将之首。

比如白起可以使用秦国的“虎狼之师”,这是他的优势,但韩信就只能用乌合之众,“驱市人而战”,而士兵一旦有了作战经验,成了半吊子“精锐”,那边刘邦就立马给抢走或者调走,韩信还得从头再来。

李靖也没有什么选择,作为降将,唐军的素质和战斗力如何,他只有了解和使用的份,大概想加以改良都来不及。岳飞倒是有岳家军的加成。

虽然可以吓唬人即拥有震慑力,但从战国时代以后(主要是西周以来传统的“军礼制度”彻底消亡后),战争双方因实力差距明显而主动认输投降的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极为少见,绝大多数都是打输都不认输的,只能肉体消灭了。

正面意见认为,“治军”好即军队厉害、实力强、战斗力强,发动战争就相对容易打赢;而反面意见则是:不一定哦。

有意思的是,以治军见长的“治军”型将领都支持前一个观点。比如吴起对于魏武卒的自信,他认为只要训练出这样一只精锐乃至特种部队,打天下就不用愁了,还需要什么用兵?直接A过去,平推!

因为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确实不知道吴起的“用兵”能力到底如何,但从正常情理推演,他的用兵能力可能也很厉害,但大概达不到韩白李岳的层次。当然这只是猜测,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据诸葛亮的《兵要》所载:“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士兵是精锐,将领无能都不会失败;而士兵要是不行,有能力的将领率领,都不会胜利。

虽然不能确定这就是诸葛亮本人写的,但从各种历史史实来判断,诸葛亮的确很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正如前面所说,他北伐始终不愿冒险,即使是蜀国实力不如魏国,他也坚持正面推进和决战,除了对于他麾下军队战斗力的自信外,很难想出其它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这句话显然是绝对了,他强化了“治军”的作用,却无视了“用兵”的作用。

我们已经举了韩信的例子,韩信就是用了一批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反而打出了中国军事史上可能最高级也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经典战例。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韩信啊,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这确实如此,然而从道理上讲,迷信“治军”的作用,认定精锐部队一定就能打胜仗,是不是太过绝对呢?是不是教条主/义?

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用兵”和“治军”虽然都属于军事领域,也密切相关,然而它们是有严格的细分区别的。“治军”的效果,和“用兵”的成败,实际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只能说,“治军”效果好,打胜仗的概率会相对高,但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反过来也一样。要不然战争就不必打了,也不存在什么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了。

比如,同样是秦军,在阏与之战和第一次灭楚之战中,秦军也打了败仗;诸葛亮后来也曾打的司马懿“畏蜀如虎”,但司马懿至少可以选择龟缩啊,你可以嘲笑司马懿,但胜利者最终是他。

也就是说,“治军”只是基础,甚至于都不是“用兵”的必须。“用兵”存在着独立于“治军”之外的更多内容,比如战略研判、兵力部署、战役计划、后勤配合等等,这都远远超出“治军”的范畴。

尤其是,军事战争就是一个以战争结果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残酷游戏,它从不在乎双方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谁的道德水平高,它只看谁能笑到最后。

比如曹刿,一般人认为他能够帮助鲁国打赢齐国,是因为钻了“军礼制度”的空子,破坏了惯常规矩,然而鲁国打赢了,齐桓公和管仲这种顶级牛人也只能憋着,这还是军礼制度盛行的年代,都拿曹刿这种“不守规矩”的人没办法。

后世战争作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更是为了结果只能兵者诡道、不择手段,对此,大众也都予以理解,毕竟生存面前,谁有脸要求别人讲规矩?

因此,评判一个军事家或者说名将的能力水准,首先应该看其“用兵”的能力如何,这也是一提起中国名将,大家都先想到“韩白李岳”的原因。

至于吴起、诸葛亮等人,当然也是军事家和名将,而且在“治军”上颇有建树,尤其是在非战时,他们的造诣和成果是值得大力借鉴的;即使是在战时,“治军”好虽然不能绝对决定战争结果,但至少能够提升基础的胜率,这也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便是诸葛亮身上“千古争议”的根源所在,支持“治军”乃至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人,自然看重诸葛亮的军事价值;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用兵,诸葛亮的能力就遭到怀疑了。

这就说到下面一点,“治军”型军事家也用兵,然而相比在“治军”上的优势表现,他们的“用兵”风格一般偏于保守,这大概是上天的公平之处吧,天赋点总会有所取舍。

比如以诸葛亮为典型代表的“谨慎”风格,恰恰是“用兵”一贯追求的“出奇制胜”的反面,甚至是最低级的层次。

我们能够看到,所谓的“韩白李岳”,他们每一个都是用兵弄险的好手。韩信的风格是“多多益善”,这句话本身就是对“治军”的最大否定,因为正如吴起等人所说,兵在精而不在多,但韩信从不这么认为,他才不管什么精与不精,只要给我,再少再弱我不嫌,越多越强我就能玩出越大的花来。

笔者真诚说一句,韩信的这个风格,大概才是中国军事史上“用兵”的最高理论境界,真正堪称“无穷于天地、不竭于江河”。即使白起、粟裕等人也得甘拜下风。

白起的风格是“料敌合变、出奇无穷”,李靖的风格虽然没有一句代表性的话,但“兵贵神速”、“出敌不意”、“料敌制胜”等堪称其用兵精髓,至于岳飞的风格“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更是正奇相生的典范。(多说一句,岳飞可能是治军和用兵两项综合最强的名将,除了不能确定用兵水平的吴起。)

也就是说,“出奇”才是用兵推崇的境界,尤其是势均力敌乃至以弱胜强时,唯有出奇才能致胜,才能渐次缩减战争双方的实力差距。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白诸葛亮用兵“谨慎”的缺点所在了,在蜀国和魏国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诸葛亮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实在不愿冒险也就罢了,但他和魏国的正面决战的过程也只打正规战、消耗战,没打出真正堪称出奇制胜、大幅歼灭有生力量、缩小实力差距的经典战例,这才是他真正失策的地方,甚至于可以说是战略层面的根本失败。

魏国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用实力对耗拖死了诸葛亮,毕竟魏国玩得起而蜀国玩不起。同时,军事战争从来不能按照对方的所希望的那样去打,这也是诸葛亮“用兵”水平不足的一个体现。

其实关于“治军”和“用兵”两种类型军事家的冲突,在现代也有典型表现,这就是“林粟之争”,围绕林/彪和粟/裕到底谁更厉害,早已吵过了无数遍。

某种意义上说,“林总一生唯谨慎”,林/彪的确十分类似诸葛亮的翻版,他麾下的四野经过他的“治军”,实力堪称最强,推崇他的人都说他为某组织带出了一只百万大军,为争夺天下奠定了基础,辽沈战役之后便天下大定。

而反对者则认为,四野再强大没有输出有什么用?尤其是,在林/彪的谨慎用兵风格乃至拖延下,四野迟迟没有拿出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绩,以致整个解放战争,四野的总战绩只排在第三,还不如二野。

反过来,“粟/裕功劳险中求”,即使三野的实力和战术水平都不如四野,然而在粟/裕这一擅长用兵弄险、“大兵团歼灭战”风格的指挥下,三野反而异军突起,屡屡以弱胜强,成为解放战争中战绩最大的部队。

因此,“林粟之争”,不过是新时代“治军”和“用兵”两种类型军事家或者名将之间争议乃至冲突的新的表现。相信看完本文,您会对此有明确而清晰的认知。

另外,在“治军”型军事家和“用兵”型军事家以外,还有“谋略”型军事家和“理论”型军事家,前者以张良、王猛、刘伯温等人为代表(即传统所说的“军师”),后者以孙子、司马穰苴等人为代表的(即有兵书传世)。希望这个分类可以明确划分历代的军事家。

至于区分一个军事家到底属于哪一类,则看其最大特点和影响,比如孙子,他虽然也有治军也有柏举之战这等经典战例,但他真正的影响力是《孙子兵法》,因此还是首先归入“理论”型军事家。

【键客幻宇备注】:本文是我对于军事家、名将“指挥”风格和能力的一些认知,可能会得罪很多喜欢诸葛军师和林总的人,但明确一点,本人并非看轻他们,相反,我认为他们的能力已然很强,也不可取代。只是一旦涉及到对比,就必须说清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军事的真义。实际上,我早已过了无聊对比乃至粉黑的阶段,如有得罪,望谅解。